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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言存有矛盾可否成立排除合理懷疑——以黃友強貪污、挪用公款案為例

作者:陳妙丹   信息來源:本站原創   發布時間:2016-12-23   瀏覽次數:2934 [打印此頁 關閉此頁]

  主要創新觀點:證明標準直接關系到刑事判決的質量和司法公正的實現,如何正確地理解和運用證明標準是司法實踐的一處難題。在此背景下,本文結合實例探討合理懷疑標準的內涵和司法適用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新刑訴法將排除合理懷疑吸收為證明標準,要求刑事案件在判斷“證據確實、充分”時要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明確了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首先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接著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最后要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排除合理懷疑。筆者認為,證人證言之間存有矛盾仍然可能排除合理懷疑,雖然證人證言存有矛盾,但只要結合案件的其它證據,通過證據之間相互印證,形成完整的證據鏈,也就足以排除了合理懷疑,從而達到認定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實的證據證明標準。

  一、黃友強貪污、挪用公款案的證據問題

  (一)案件概述

  2009年,黃友強原系鎮政府(廣饒縣大王鎮人民政府)副鎮長,兼任鎮政府農業委員會主任,其主管牧場改擴建項目工程期間,利用職務便利,以虛報假工程款方式貪污公款共計13.8萬元。次年4月至5月,黃友強利用擔任廣饒縣大王鎮人民政府副鎮長兼任農業委員會主任的職務便利,在明知案外人借款系用于營利的情況下,仍挪用兩筆借款共計211萬元,而后出借給他人用于經營活動。因此,公訴機關以黃友強貪污、挪用公款罪,提起公訴。訴訟期間,證人楊榮江陳述其通過黃友強承攬牧場建筑工程,其作出工程明細后經黃友強認可結算工程款10萬余元,工程完工之后,其與黃友強進行結算共計21萬余元,黃友強要求對全部工程款開具正式發票,然后黃友強開具了兩張共計21萬余元的“磚”發票,第二次結算工程款時,黃友強要求其開具再次開具33萬余元的收到條,其因黃友強威脅不開具該收條則不能承包工程而被迫開具了33萬余元的收到條并虛增工程明細致使工程款達33萬余元,此后,大王鎮農委會會計黃麗華按照虛報工程量支付了工程款,另外黃友強以相同的手段,多開具磚發票、水泥發票并從中牟利。黃麗華證言證實第一次牧場工程款結算10萬余元并以存單形式支付,楊榮江提供了兩張共計10萬余元發票;第二次工程款是黃友強事先讓楊榮江開具33萬余元收到條以及相應工程明細后,將其存單、現金支付給楊榮江,結算額為20萬余元,此外其證實黃友強還讓楊榮江開具21萬余元磚發票,但賬目顯示磚發票與楊榮江工程款無任何聯系。黃友強的親戚岳東岱及榮衍亭的證言證實黃麗華名下三張共13.8萬元存單系岳東岱支取,后榮衍亭因購房需要資金向黃友強借款,黃友強支付了黃麗華等人名下共計20萬元的存單,后黃友強又交付自己名下5萬元存單,共計25萬元。另外辦案機關移交的大王鎮農委牧場項目現金日記賬、黃麗華銀行賬戶的交易明細、黃友強賬戶交易明細、個人業務存款憑證以及相關磚發票、水泥發票等證據,均為原始證據,黃友強的供述顯示兩次工程款共計33萬余元,但對第二次支付工程款時楊榮江是否虛報工程量并不知情,榮衍亭向本人借款,本人僅出借5萬元。(1)

  (二)案件分析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我國刑事訴訟中作為定罪的證明標準如下,首先要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最后要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并且明確規定了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首先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接著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最后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在本案中,關于挪用公款罪的事實以及定罪是不存在爭議的,不過關于貪污罪的事實以及定罪存在爭議。關于貪污罪,法官首要關注的是公訴機關提交上來的證據的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在筆者看來,檢察機關提交的證據都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如證人楊榮江向檢察機關交待的證言,指出被告人黃友強指使其虛報工程量,并且其第二次只領取了92000元的證言;還有證人岳東岱也指證138000元存單是黃友強給的,以及其它相關書證,這些證據都是合法取得的,并且具有證據資格。然而,這些證據都不利于黃友強,而是證明黃友強有罪的證據;不過黃友強對貪污事實一直是否認,楊榮江、黃麗華兩位證人關于第二次交付工程款結算細節的證言存在矛盾,但并不影響其證據能力,這是不利于證實黃友強有罪的證據,也即有利于黃友強的證據。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看待證人黃麗華和證人楊榮江所述證言之間的矛盾,以及審查判斷證據是否達到確實、充分,是關于本案定性的關鍵。在具體的案件中,審查判斷證據是否達到確實、充分以及證言之間存有矛盾的問題,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進行分析:

  1、首先分析的是證據是否確實。在本案中,檢察機關提交的書證均為原始證據,且與案件有客觀聯系,因此在經過涉案當事人的質證后均無異議,該證據的客觀真實性毫無問題。在四個證人中,黃麗華與案件處理無利害關系并且證言非常穩定,可信度很高;證人岳東岱、榮衍亭均系黃的親戚,其所作證言不利于黃,但該證言只是對事實的一種描述,主觀色彩較少,且與相關書證能夠相互印證,所以在排除誣告陷害的情況下對其證言的真實性也可以確認;但證人楊榮江的證言就會比較復雜,因為其會擔心成為本案的共犯,所以在作證時就會有所隱瞞或欺騙司法工作人員,因此楊榮江所作證言要結合其他證據進行分析和比較才能確定其客觀真實性。

  2、進而分析證據是否充分。關于貪污罪,我國刑法是這樣定義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是貪污罪。對于貪污罪的認定應從主客觀兩個層面來分析。主觀層面,黃友強是否有犯貪污罪的主觀故意。黃友強作為該項工程的主要負責人,并且工程款也是通過他來結算的,并且通過黃麗華與楊榮江的證言的相互印證,可以知道黃友強對工程款的明細是清楚的,也就21萬余元。但他在明知的情況下,還叫工程承包人楊榮江33萬余元的工程款受到條,而且該事實與證人楊榮江和證人黃麗華的證言基本吻合,還和大王鎮農委會關于該牧場項目現金日記賬吻合,從而足以知道黃友強的對犯貪污罪有主觀故意。客觀層面,黃友強對貪污罪的事實是否客觀存在;通過榮衍亭、黃麗華、楊榮江的證言以及相關其它證據(廣饒農村合作銀行賬務性交易流水清單、岳東岱活期存款賬戶明細、電匯憑證),可以知道黃麗華將23萬元轉存為5張存單,兩張4.5萬元和一張4.8萬元由岳東岱支取后轉入其個人賬戶,然后將這13.8萬元以及其他存款30萬元一起電匯給了榮衍亭,證據之間相互印證,從而的得出黃友強確實存在貪污13.8萬元的事實。

  3、關于證據之間矛盾的分析。這是關于本案定性的關鍵問題,即證言存有矛盾可否成立排除合理懷疑。雖然證人楊榮江和證人黃麗華之間在付款的方式和數額方面描述不一致,但第2次用存單付款中剩余9.2萬元存單與楊榮江證言吻合,并且其他13.8萬元存單在岳東岱手中,而岳東岱是黃友強的妹夫,其證言證明力強,并與榮衍亭的證言相負印證,從而得出該13.8萬元為黃友強所占有并交給岳東岱,然后再通過岳東岱轉給榮衍亭。此時證據之間相互印證,形成完整的證據鏈,足以排除合理懷疑,并最終達到認定黃友強貪污罪的犯罪事實。

  通過對案件的分析,可以得出證人證言存有矛盾可以排除合理懷疑,并最終認定犯罪事實。排除合理懷疑并不要求法官要徹底地排除懷疑(即不需要達到100%的程度),而是要求懷疑要有其合理性和實質性,不僅僅是一種推測和可能性;它也是一個有理性之人,所謂合理的、公正誠實的懷疑;并且排除“合理懷疑”所需要證明的事實要達到為普通人所信服和確信的程度。然而“排除合理懷疑”作為國外成熟的理論,而且是英美法系的證明標準。而我國的學者也在吸收國外的理論后,得出了自己對“排除合理懷疑”的看法。

  二、排除合理懷疑概述

  (一)合理懷疑的起源

  合理懷疑標準源于古老的懷疑道德神學中的更安全之道;源于古老的恐懼,即公共司法將受到私人良心的威脅。并且,也確實如此。學者們發現的第一個案例出自美利堅殖民地,尤其是約翰·亞當斯和羅伯特·特里特·潘恩在1770年波士頓慘案中為士兵所作的結案陳詞。需要指出的是,此案的案件事實同樣也是無任何不清晰之處。作為十分熟悉大陸法傳統的律師,亞當斯為該案被指控的英國士兵辯護,主張陪審員必須遵循古老的更安全之道。他援用了黑爾在其《王室訴訟的歷史》中的評論:我要給你們提出的這一法則出自首席大法官黑爾勛爵之手,他是一位法學家,博學多識,同時也是一位基督徒,世人無不對其敬仰,他也是英國有史以來最偉大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的話是這樣說的:一以貫之的更安全之道則是:寧錯放勿錯判,寧仁慈勿正義。中庸之錯、仁慈之錯,恒為安全。懷疑案件的最佳規則為,判決有罪不如宣告無罪,存疑勿為,質疑之,如果你對被告人有罪有所懷疑,千萬不要宣告他有罪。盡管沒有明顯的證據證明事實為他所為,但是,一句箴言謹慎地說到:寧可讓五名有罪之人逃脫懲罰,也不處死一名無辜。但這并無新奇之處,因為在與英國的首席大法官黑爾勛爵在同一個年代、甚至在數個世紀內的很多歐洲大陸和英國的道德神學家,使用同樣的詞匯,幾乎一字不差地叨嘮著。“若懷疑,勿行動!”在這里,黑爾不僅是一位法律權威,還是一位深諳整個基督教價值的解經家。(2)這只是關于合理懷疑產生的其中一種觀點,還有其它關于合理懷疑產生的觀點。但正如有學者所言:雖然關于排除合理懷疑是如何產生的一直沒有統一的看法,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即這一制度是法官在審判中對實踐經驗進行逐步總結的結果,而非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作出的刻意選擇。(3)

  (二)“合理懷疑”必須是實質性的懷疑

  1、“合理懷疑”是指陪審員在對訴訟程序所控告的事實或有罪判決產生的不確定性,然而,這種不確定性并不能是憑空產生的,其需要確定的證據理由和道德基礎。 正如《布萊克法律辭典》所述,“排除合理懷疑”是指全面的證實、完全的確信或者相信一種首先上的確定性;并與清楚、準確、無可置疑這些詞相當。(4)在刑事案件中,罪行的成立必須要排除合理懷疑,即被證明的事實,必須通過它們的證明力使罪行成立。“它是‘達到上確信’的證明,是符合陪審團的判斷和確信的證明,作為理性的人的陪守團成員在根據有關指控犯罪是由被告人實施的證據進行推測時,是如此確信,以至于不可能作出其他合理的推論。”(5)正因如此,陪審員在陪審的過程要謹慎行駛自己的權利,要把握好證據的性質和相互之間的聯系,要做到以事實為依據,確保權利行駛公正、合法。證據作為合理懷疑最基本的因素,它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所以,合理懷疑所必備的實質性是不言而喻的。

  2、“合理懷疑”的關鍵在于“疑”字,其與我國的“疑罪從無”是基本一致,它要求審判員要把握好“疑”的性質,其不是一般的懷疑,而是要求審判員在理清被告人所被控告的犯罪事實而表現的一種心理狀態,它是有跡可循的,并且審判員是內心確信的,而不能只是一種可能性和推測。所以,美國內達華州法院對排除合理懷疑作出這樣的界定,排除合理懷疑是一種可能的,并能影響和控制人們行為的懷疑,如果審判員對其所判定的案件事實是自始內心確信和堅定的,那么就不存在合理懷疑這種心理狀態。所以,合理的懷疑必須是一種實質性的懷疑,而不僅僅是一種可能性和推測。(6)就如在刑事案件中,你在通過對證據的判斷,并內心確信被告人是有罪的,那么,你就要作出有罪判決;否則,你就要作出無罪判決,因為你對證據存在合理懷疑,并且不能排除該合理懷疑。又如在辛普森案中,主審的伊藤法官對合理懷疑作出了這樣的界定,合理懷疑不僅僅只是一種可能的,并且因為任何與人相關的事物都存在某種可能或想象的懷疑。它是指陪審員在整個論控過程中,經過對所有的證據進行比較和考量之后,仍然無法在內心全然確信檢方對被告人所指控的事實。(7)那么,這種情況下,陪審員就要做出無罪的認定。

  (三)“排除合理懷疑”需建立在道德基礎上

  排除合理懷疑的不僅僅是高高在上的法律原則,它也需要與社會道德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從而更符合整個社會法治的需求。因此,在英國法官丹寧伯爵看來,首先證明標準必須是妥適的、確定的,但這種標準不必達到絕對的肯定性,并且蓋然性程度要求更高;其次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并不要求該證明不能沒有絲毫懷疑,而是懷疑的程度性要低(符合普通人的理性),當某人的不利證據較高而有利證據低微,那么,有利的可能性也可以通過判決加以排除,即“當然,它是可能的,但一點也不確定”。倘若如此,此案的證明即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但任何小于此種程度的證明都不夠充分。”(4)所以排除合理懷疑并不要求達到絕對的排除,只需達到懷疑的可能性微小,并且能夠使人信服,那么,我們就可以排除該合理懷疑。

  排除合理懷疑在整個訴訟程序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具體的案件中,裁判者要如何去排除合理懷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裁判者絕不能只從法律條文的角度去理解和適用它,也要從法律的本質去考慮,制定法律是為了管理社會秩序,并讓公民遵守它、擁護它。英國刑法學者塞西爾·特納對合理懷疑是這樣理解的,所謂合理的懷疑,指的是陪審員在審判過程中的一種心理狀態,是指對控告的事實缺乏道德上的確信和對有罪判決的可靠性沒有把握時所存在的心理狀態。因為,控訴一方只證明一種有罪的可能性(即使是根據或然性的原則提出的一種很強的可能性)是不夠的,而必須將事實證明到道德上的確信程度—能夠使人信服、具有充分理由、可以據以作出判斷的確信程度。”(8)正所謂,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但排除合理懷疑不僅要超越法律這基本的道德要求,更要追求深層次的道德層面,進而使人信服并確信判決的準確性。

  (四)排除合理懷疑具有系統性

  “排除合理懷疑”起源于英美法系,在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已經發展成為一套成熟的法學理論,并且作為一項法律原則,依然深深地影響著英美法系國家的整個訴訟程序,以及其他非英美法系國家。從上文可以看出,“合理懷疑”是一種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且具有實質性的懷疑。它不能脫離現實,而是實實在在的,其要經過對整個案件的證據進行分析和比較之后,所得出的合理懷疑;它也要求該懷疑是合理的,而不能是吹毛求疵的懷疑。所以,在筆者看來,我們對“排除合理懷疑”應從以下的四個方面進行分析:

  1、排除合理懷疑所排除的是合理的懷疑,更重要的是該懷疑要具有合理性。所謂的合理懷疑,是指普通人在經過對被告人的犯罪事實進行理性的判斷和比較之后,所得出的懷疑,這就是合理的懷疑。我們也可以從一般的意義上來理解合理懷疑,如英國國內是這樣定義的,你在處理日常重要事務的過程中所產生的這種或那種影響你決定事務的懷疑。而我國有學者提出這樣的主張,把“排除一切合理懷疑”作為我國的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在筆者看來,這是畫蛇添足的一種做法,因為,如果該懷疑是合理的,那么我們就應該排除,而“一切”一詞的加入就顯得毫無必要。所以,合理懷疑不能是吹毛求疵的懷疑,但我們在對待一些不起眼的疑點時,不能抱有輕視的態度,因為,這往往是造成冤假錯案的關鍵。

  2、排除合理懷疑需要正當的理由,而任意妄想。這就要求裁判者在提出懷疑時,需要充足充分的理由,而不是其隨便的推測和猜疑。如我國學者李學燈所言,所為合理,亦即其懷疑須有理由,而非純出于想象或幻想之懷疑。他指出,懷疑不能是漫無邊際、隨心所欲的懷疑。(9)然而,人作為一個主觀性較強的個體,對于他所經歷過的每一件事情,都會有或多或少的看法;所以,這就要求裁判者在審判的工程中,要對案件的證據進行充分的比較和考量,并以此做出的懷疑。

  3、排除合理懷疑要求裁判者對所裁判案件的犯罪事實達到內心確信的程度。裁判者在排除合理懷疑的過程中往往帶有個人主義感情色彩,這體現了刑事證明標準中的經驗主義。并且,該理論是與大陸法系的“內心確信”聯系在一起的,因而形成所謂“達到道德上的確信”這一新理論。如我國也有學者在吸收國外的經驗之后,將證明標準分為三級,初級證明標準、中級證明標準和高級證明標準,而高級證明標準作為刑事證明標準。即真正意義的“合理懷疑”標準。它表明證明活動贏得了所有裁判者的滿意,使裁判者在接受證明結論時沒有良心上的不安。(10)這就是所謂的道德上的確信。由此看來,“排除合理懷疑”和“內心確信”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排除了合理懷疑即達到內心上的確信,反之,內心確信即排除了合理懷疑。

  4、排除合理懷疑不要求達到絕對的程度,也即不要求達到百分之一百程度的無疑。由于,每一個案件的犯罪事實都是發生在過去,這就造成裁判者在對犯罪事實的認定和判決帶來一定的局限性,因為所有的證據都具有歷史性,所以其只能算是一種不完全的證據。因此,無論用何種科學方法對案件進行判定,都只是基于不完全證據所進行的判定。所以,無論裁判者的確信程度有多高,所認定的案件事實都不是必然準確,而只能是一種蓋然性或高度蓋然性。(11)此外,我們也難以用數字對其進行量化,這樣的話,只會讓裁判者更難以把握,從而造成裁判的混亂。但還是有學者對其進行量化,有人認為要達到75%到90%的可能性才能判定有罪,有人卻認為應該超過95%的才能認定案件事實,無論如何,正是這種認識上的差異,才表明了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是不可能達到絕對程度。

  如此看來,“排除合理懷疑”并非一個簡單的法律術語,它代表一套具有多元性的、內涵豐富的法理念、法制度和法經驗。(12)它對于整個刑事訴訟具有重要意義,它是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它是法官在良心驅使下所產生的懷疑,它是建立在證據證明的事實基礎之上的,它也必須是建立在社會共同意識和社會共同價值評判的基礎上。并且在現實的案件中,對法官有嚴格地使用標準。因此,該理論對我國的司法理論和實踐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因此,我們要積極地尋求“排除合理懷疑”與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契合點,從而完善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

  三、我國刑事訴訟對排除合理懷疑原則的適用

  (一)黃友強案對審理刑事案件“排除合理懷疑”的啟發

  1、通過上面對黃友強案的分析,可以得出,證人證言存有矛盾可以排除合理懷疑。可以確定的是該案件是值得我們去懷疑,而且,該懷疑是合理的和有正當理由的,是一個有理性之人,所為合理的、公正誠實的懷疑,更重要的是,該懷疑是實質性的懷疑,而不是憑空捏造和吹毛求疵的懷疑。首先,該案的證人證言存有矛盾,即楊榮江的證言和黃麗華的證言存有矛盾,而證人證言屬于證據的一種,證據是指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它是客觀存在的,與案件有著內在聯系,并且需要經過合法的質證,才能用于證明案件事實。而刑事訴訟活動離不開證據,是圍繞運用證據、認定案件事實而展開的。既然證據有矛盾,那么兩者之間就會產生真假之分,所以,作為裁判者的法官就會對案件事實存在懷疑,因而在比較和考量證據時持謹慎地態度。正如法諺有云:寧可讓五名有罪之人逃脫懲罰,也不處死一名無辜。所以,我們可以得出,法官對黃友強案的懷疑是客觀的,是以事實證據為依據的,是真正的實質的懷疑。這恰恰又與我國刑事證明標準中“證據確實”相契合。

  2、“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法律界永遠的準則。在黃友強案中,法官正是在這一準則的的指導下,做出了正確的判決。首先,可以知道該案的證人證言之間存在合理懷疑,而法官在排除合理懷疑后作出了判決,并且法官排除該合理懷疑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的。所謂符合道德的基礎,一是指它的合理性,排除合理懷疑不需要百分之一百的程度,但起碼要符合普通人的理性,能為普通人所接受并信服判決是正確的;二是它的合法性,排除合理懷疑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即其需要法官是在比較和考量證據的基礎上,并依據相關法律條文的規定而作出判決。本案中,法官既認真比較和考量所有的證人證言,又積極運用書證、物證及其它證據,不局限于某一個點,而是要關注證據之間的聯系,促使完整的證據鏈的形成,進而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目的。由此看來,本案法官排除合理懷疑是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因為,法官在審判案件的過程中,綜合所有的證據證明了黃友強的犯罪事實,該事實是能被人所信服的,并且據以事實所作出的判決被普通人所接受;而且運用的法律條文也正確,因而,所作出的判決是法官內心確信的并能為普通人所信服的。這樣,我們就可以說本案的判決也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

  3、排除合理懷疑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要求法官謹慎地行使權利。首先,法官要對案件存有懷疑,否則,無須排除合理懷疑,然而該懷疑應該是合理的、必要的,且是建立在案件事實證據的基礎上,而不是捏造或猜疑。接著,排除合理懷疑需要正當的理由,而不能僅憑個人的主觀意志,要有充足的證據,合理的推斷,并足以讓自己內心確信和普通人信服。否則,會造成很多冤假錯案。然后,既然是法官發現合理懷疑且是其要排除合理懷疑,那么,法官就要對自己所排除的合理懷疑達到內心確信的程度,正所謂,己所勿欲,勿施于人。最后,排除合理懷疑并不要求達到百分之一百的程度,正如黃友強案,雖然楊榮江和黃麗華的證言存有矛盾,但通過與其他的證人證言以及書證、取證相互印證,足以排除合理懷疑,確定黃友強的犯罪事實。所以,法官在排除合理懷疑時,要系統地去排除。

  (二)對“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有效運用

  1、“排除合理懷疑”這一標準的核心在于一個“疑”字,這與中國傳統訴訟文化中的“疑罪從無”的原則是相契合的。(13)其常常出現在我國的刑事著作和審判中,雖然在實踐中不一定時刻得到遵守,但仍然不妨礙其成為我國一項重要訴訟原則。這一原則有兩個基本內涵,一是有罪無罪存疑時按無罪處理,二是罪輕罪重存疑時按輕罪處理。所以,法官在判定犯罪事實時要證明到無疑的程度,但這里的“疑”是合理的,且有正當理由的懷疑,而不能是無的放矢或吹毛求疵的懷疑。正如黃友強案,證人證言存有矛盾,法官就會對這一案件的定罪量刑產生懷疑,到底是有罪還是無罪或是重罪還是輕罪,這都需要法官考量,而且這種懷疑是必要的、合理的。這無不說明,“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在我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社會實踐基礎。

  2、“排除合理懷疑”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必然要求,有助于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權。可以這么說,確立無罪推定原則就是為了保障人權,而在審理案件是使用“排除合理懷疑”,無疑是對無罪推定原則貫徹實施最有力的支持。在筆者看來,過去每一個使用“排除合理懷疑”來審理案件的事實,都是對現在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權最有力的支持。雖然某些案件,在現在看來,并不一定是最佳判決,但它做到以其所處時代“排除合理懷疑”的最高標準;那么,就可以認定該判決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可以稱為良心的判決,也足以說其實現了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權。

  3、我國的刑事證明是證據確實充分,而且又將要滿足證據確實充分的條件表述為要排除合理懷疑。由此看來,雖然我國的刑事證明標準與“排除合理懷疑”在表述上是有區別,但兩者的內涵是基本一致的,不過后者的內涵更為廣泛。所以,我國可以通過結合國情,并在吸收外國的理論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排除合理懷疑”刑事證明標準。在筆者看來,吸收外國“排除合理懷疑”的理論意義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可以充分實現法官在審判中的主體地位,提高其主觀能動性,敢于做出無罪判決;二是可以充分調動當事人的積極性,因而當事人會更加主動尋找有利于自己的證據,從而推動整個審判程序效率的提高。實踐中,法官會面臨選擇不同程度的“排除合理懷疑”,如在故意殺人案中,應該采用比正常程度更高的“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總之,無論面對何種犯罪,法官要排除的懷疑都應該是合理的、正當的懷疑,并且內心確信被指控犯罪事實存在。

  (1)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載于《人民法院案例選》2013年版。

  (2)[美]詹姆士·Q.惠特曼:《合理懷疑的起源》,侶化強、李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98-299頁。

  (3)陳永生:《排除合理懷疑及其在西方面臨的挑戰》,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2期,第32頁。

  (4)王斐弘:《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之重構》,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2年第六期:第137頁。

  (5)魏虹:《論我國刑事證明的最高標準之重構》載《法學論壇》2007年第3期,第12頁。

  (6)劉金友:《證明標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頁。

  (7)[美]艾倫·德肖維奇:《合理的懷疑:從辛普森案批判美國司法體制》,[臺]高忠義、侯荷婷譯,臺

  灣商周出版社公司2001年版,第107-108頁。

  (4)王斐弘:《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之重構》,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2年第六期:第145頁。

  (8)[英]塞西爾·特納·肯尼《刑法原理》,王國興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74頁。

  (9)李學燈:《證據法比較研究》,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872頁。

  (10)謝鵬程:《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載《檢察日報》2001年6月5日,第3版。

  (11)縱博、楊春洪:《論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論證圖表分析方法》,載《法律方法》2013年,第394頁。

  (12)龍宗智:《中國法語境中的“排除合理懷疑”》,載《中外法學》2012年第6期,第1124頁。

  (13)任運通:《淺析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載《山東審判》2008年第2期,第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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